本文摘要：百姓在国家的皇室议会中行使话语权，让皇室听到自己的声音。当人类还是四处迁移的游牧民族时，人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对整个社群的福利和安全性负起某种程度的责任。 但是在他们移居下来之后，一些人显得十分富裕，另一些人则更加贫，于是，政权之后落到了富人之手。富人不必为了生计而劳作，需要致力于政治。我曾多次跟你们谈过这种情况在古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如何再次发生的。当西欧秩序再度完全恢复时，这种情况之后在日耳曼部落中经常出现了。

百姓在国家的皇室议会中行使话语权，让皇室听到自己的声音。当人类还是四处迁移的游牧民族时，人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对整个社群的福利和安全性负起某种程度的责任。

但是在他们移居下来之后，一些人显得十分富裕，另一些人则更加贫，于是，政权之后落到了富人之手。富人不必为了生计而劳作，需要致力于政治。我曾多次跟你们谈过这种情况在古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如何再次发生的。当西欧秩序再度完全恢复时，这种情况之后在日耳曼部落中经常出现了。

西欧世界一开始是由一位皇帝统治者的，皇帝不会从日耳曼民族大罗马帝国中的7~8名最重要的国王中产生。皇帝理所当然拥有许多权力，但大多是虚设的，并无实权。西欧的确实统治者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国王，但他们的王位仍然跪不牢。日常事务则由千百个封建制度诸侯来处置。

他们的属民就是那些农民或农奴。当时的城市只有寥寥几个，也完全没中产阶级。

但在公元13世纪（几经大约10个世纪的缺席之后），中产阶级——也就是商人阶级，再度攀上了历史舞台。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及的，中产阶级势力的兴起，意味著封建主的影响不会渐渐增加。到目前为止，国王在统治者自己的领地时，还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在贵族和主教们的市场需求上。

但随着十字军东征，商贸世界大大发展壮大，被迫国王被迫否认中产阶级的不存在，否则他国库里的财富就不会日益减少。只不过，国王们（如果按照他们当初隐蔽在内心的心愿继续执行的话）情愿向牲畜咨询，也不愿向城里的自由民求教，但他们被迫这么做到。他们不得已吐出这颗镀金的苦果，尽管他们也曾中举过镇压。

让我们把目光改向英格兰。狮心王亨利离任期间（他亲率军前往圣地，在东征之旅中，他大部分时间都被拘禁在奥地利的监狱里），国家的管理权落到亨利的兄弟约翰手中。在军事方面，约翰比亨利逊色得多；但在国家管理方面，两人倒是不相上下，一样糟糕。

约翰摄政后旋即，之后毁掉了诺曼底和法兰西属地的大部分地区。接着，他又接踵而来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争吵。英诺森是霍亨施陶芬家族众所周知的敌人，他二话没说就解聘了约翰的教籍（正如200年前，格里低利七世把国王亨利四世解聘出有教会一样）。

公元1213年，为了和平，约翰被迫做出妥协，正如亨利四世在1077年不得不让步一样，这只不过是件十分真是的事。尽管屡战屡败，约翰却丝毫没受到影响，之后滥用职权，直到怨气愤恨的大臣们对他忍无可忍。他们把他拘禁一起，要他誓言，不会只想管理国家，并仍然干预属民们自古以来的权利。

这一系列事件再次发生在泰晤士河上离伦尼米德村不远处的一座小岛上，时间是公元1215年6月15日。约翰所写的那份文件被称作《大宪章》，并没什么新的内容，只是言简意赅地申明了国王古老的职责，并列出了大臣应该拥有的权利。对于占到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权利（如果有的话），《大宪章》并没有怎么提到；但对于新兴的商人阶级，它倒是获取了一些确保。

《大宪章》的起到十分关键，因为它更进一步具体了国王的权力，这在此前是根本没过的。但它依然只是一份全然的中世纪的文件，并没牵涉到百姓的权益，除非他们恰好是大臣的附属品，必需维护他们免遭皇室的暴政之祸。

就像男爵的森林和牛一样，为了避免皇家林业员的垂涎，一定要对它们不严看守。几年之后，在国王的议会上，我们开始听见截然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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